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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译论盛行，各领风骚数年。“一方面翻译界谈外国理论谈得火热，中国的翻译理论受到冷落，另一方面，社会对翻译质量的批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译论放在“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上，而文字的转换技巧则并不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主要间题。在西方译学名著中，我们还很少能看到这个法那个法的转换技巧的论述”。西方翻译理论从语言学范式向文化范式转变后，研究放在对翻译问题的宏观思考上，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的翻译研究多关注翻译的外部因素，如赞助人、出版商、主流诗学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而微观的翻译研究为翻译的内部研究，主要是对语言层面的具体翻译实践的研究。翻译的外部研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人们意识到翻译研究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上，还必须考虑到各种外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但是，随着外部研究的话语权不断扩张，翻译研究现在已经越来越远离翻译的本体。

其实，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各种外在影响总会通过各种翻译策略在语言层面中体现出来，而各种具体翻译策略也必然会反映出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宏观的翻译外部研究固然必要，但不能因此排斥语言层面的思考，不能完全否定具体翻译策略的研究，而应把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外汉翻译中，译者首先必须面对译人语的选择。译者不能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简单地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从中国的整个翻译史来看，翻译实践中几乎不存在纯文言或完全的白话。译者只能在以文言和白话为两极的中间各个层面上，依据源文本的需要做出不同选择，以对译原词的意义、原句的结构形式或源语篇的风格。但是，这种选择不是排除了外部影响的纯粹的两种语言间的对应活动，而是基于对各种外在因素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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