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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译论盛行，各领风骚数年。“一方面翻译界谈外国理论谈得火热，中国的翻译理论受到冷落，另一方面，社会对翻译质量的批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译论放在“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上，而文字的转换技巧则并不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主要间题。在西方译学名著中，我们还很少能看到这个法那个法的转换技巧的论述”。西方翻译理论从语言学范式向文化范式转变后，研究放在对翻译问题的宏观思考上，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的翻译研究多关注翻译的外部因素，如赞助人、出版商、主流诗学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而微观的翻译研究为翻译的内部研究，主要是对语言层面的具体翻译实践的研究。翻译的外部研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人们意识到翻译研究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上，还考虑到各种外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但是，随着外部研究的话语权不断扩张，翻译研究现在已经越来越远离翻译的本体。

其实，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各种外在影响总会通过各种翻译策略在语言层面中体现出来，而各种具体翻译策略也必然会反映出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宏观的翻译外部研究固然必要，但不能因此排斥语言层面的思考，不能完全否定具体翻译策略的研究，而应把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外汉翻译中，译者首先面对译人语的选择。译者不能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简单地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从中国的整个翻译史来看，翻译实践中几乎不存在纯文言或完全的白话。译者只能在以文言和白话为两极的中间各个层面上，依据源文本的需要做出不同选择，以对译原词的意义、原句的结构形式或源语篇的风格。但是，这种选择不是排除了外部影响的纯粹的两种语言间的对应活动，而是基于对各种外在因素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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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科学，要力求严谨，不能似是而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字之差，轻则造成笑话，重则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如：What he has bought is invaluable. 如果译成“他买的东西毫无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而它的正式意思是“他买的东西价值连城。”invaluable意思是“价值非常高的”，相当于priceless，而valueless才是“毫无价值的”意思。

很多人认为，从学英语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在进行翻译学习，没有必要专门学习翻译理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会英语不等于会翻译，就如同会看戏不等于会唱戏一样。学习翻译理论技巧和进行翻译实践都是必要的。如果只有翻译理论没有翻译实践，翻译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如果只有翻译实践没有翻译理论，那翻译水平就得不到提高。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无源之水，没有实践证明的理论是无本之木。

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看待翻译理论，充分认识到它对翻译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文学翻译往往是意识形态的、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人语文化的历史时刻和状况出发，承载其文化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本土旨趣。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务，这与 “五四”先贤当年所面临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走出封建统治的阴影，国力积弱不堪，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由于文言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与封建统治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因此，“五四”运动的斗争锋芒直指文言，主张废除文言，与传统划清界限，以通俗易懂的白话作为启迪民众思想的工具。当时，翻译活动完全基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目的在于仿照西方的样式走向现代化。翻译不但是学习和建构的手段，也是批判民族文化的途径。

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中之重，因为文化的复兴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复兴民族文化不但需要吸收、融合和利用全人类的文化，还要靠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前一项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后一项任务也正在着手实施中。学习和继承间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我们可以在翻译过程中把它们融为一体。翻译是两个民族文化间的对话活动，译者的任务就在于使整个对话过程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但是，由于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汉语在文学翻译中总是对西语亦步亦趋地仿效，在异化的翻译策略中逐渐欧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条件就是：在文化对话中，译者要以宽阔的胸襟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同时也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引进西方文化中具有差异性的成分以丰富译人语文化是翻译的根本目的所在，但是“异化翻译中的‘异质’因素并非是对原作中存在的某种宝贵品质进行清晰无误或不加更改的表现，而是一种有赖于译语语言和文化现状的战略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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