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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往往是意识形态的、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人语文化的历史时刻和状况出发，承载其文化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本土旨趣。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务，这与 “五四”先贤当年所面临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走出封建统治的阴影，国力积弱不堪，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由于文言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与封建统治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因此，“五四”运动的斗争锋芒直指文言，主张废除文言，与传统划清界限，以通俗易懂的白话作为启迪民众思想的工具。当时，翻译活动完全基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目的在于仿照西方的样式走向现代化。翻译不但是学习和建构的手段，也是批判民族文化的途径。

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中之重，因为文化的复兴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复兴民族文化不但需要吸收、融合和利用全人类的文化，还要靠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前一项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后一项任务也正在着手实施中。学习和继承间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我们可以在翻译过程中把它们融为一体。翻译是两个民族文化间的对话活动，译者的任务就在于使整个对话过程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但是，由于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汉语在文学翻译中总是对西语亦步亦趋地仿效，在异化的翻译策略中逐渐欧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条件就是：在文化对话中，译者要以宽阔的胸襟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同时也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引进西方文化中具有差异性的成分以丰富译人语文化是翻译的根本目的所在，但是“异化翻译中的‘异质’因素并非是对原作中存在的某种宝贵品质进行清晰无误或不加更改的表现，而是一种有赖于译语语言和文化现状的战略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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